小编分享你知道该如何理解集众思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大决策为何总能成功？什么是中国秘诀？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中国的秘诀在于集思广益。它是中国独特的决策民主之道，基于中国共产党所创新的民主集中制，并植根于中国传统智慧。

从五年规划的出台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经过长期的制度建设，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独特的决策民主模式，我们将其称之为“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指一套旨在集中各方面参与者智慧、优化决策质量的程序和机制。它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屈群策（发散思维）：在编制前期，通过一些机制安排发动方方面面为决策提供意见与建议。中国的政治体制十分重视基层和实地调研，以认识实际情况。除了起草小组人员以外，各级领导（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分赴全国各地就五年规划编制进行专题调研。这一环节的意义在于收集分散的信息与观点，以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获得思路启发。

●集众思（群策群力）：起草人员对征集来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鉴别，“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并在此基础上，起草阶段性政策文本。

●广纳言（征求意见）：阶段性政策草案形成后，要发给相关方面，征求他们的意见。起草者则需根据意见反馈来修改草案，目的是克服草案起草者思维上的片面性、主观性。在五年规划编制的中期评估、基本思路研究、党中央《建议》编制、正式编制纲要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前期与后期都会有两次大规模征求意见，前期征求意见是一种“头脑风暴”，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吸收不同的思路、意见、看法；后期征求意见是阶段性初稿已经形成之后，通过征求意见来不断修改完善，并达成政治共识。征求意见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企业界、各部门、地方、专家、学者。中国还十分注意吸收外国专家和外国机构的意见。规划编制者总是力图使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得到反映。

●合议决（集体商定）：在不同决策层面，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经过商议确定本层面的政策草案，直至最高决策层面确认最终政策文件，使之获得法律效力。

●告四方（传达贯彻）：指将已经形成的政策文件向各方面进行传达，其目的要么是为下一层面的决策征询意见，要么是为最终政策的执行打下共识基础。

集思广益体现的正是中国独特的决策民主之道。

中国决策民主之道是包容性民主而不是竞争性民主。与西方文明孕育出的分权制衡、竞争博弈的民主形式不同，中华文明孕育出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民主。参与决策的各主体群策群力，而不是相互拆台。部门地方一方面同步编制本地区（部门）的五年规划，为国家总体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它们还通过参与前期重大课题研究、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参与总体规划的编制。人大、政协发挥重要的咨询作用。它们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建议，提前介入审查，多次正式审议。除政府机构外，社会力量也在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决策民主之道扎根大众民主而不是精英化民主。除了专门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建言献策活动，鼓励普通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中国具有“群众路线”的制度传统。与政治参与不同，群众路线要求决策者主动地逆向参与、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与需求。逆向参与可以弥补政治参与偏向参与能力较强利益相关群体的缺陷。各级决策者（包括最高决策者）通过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公众的意见就是逆向参与的一种形式。此外，议决并不是少数最高领导人的禁脔，而是一个集体商议的过程，各级领导人对规划编制过程进行指导，提出意见，对关键问题拍板定案，但规划出台必须经过反复讨论、反复审议，多次召开不同层级的决策会议。这种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可以吸纳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充分发扬民主。

中国决策民主之道是切实的民主而不是形式的民主。印度从1951年起实行五年规划，中间除了有短暂的中断（1990-1992）以外，到目前为止已经编制实施了11个五年规划，目前正处于“十二五”规划（2012-2017）实施期。但印度是少数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主导政策过程。印度的五年规划起草主要由少数技术官僚完成，而中国则是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协作完成；印度的最高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总理，而中国则是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印度国会参与很少，中国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却广泛地参与建言献策，并审议批准五年规划；印度和中国都开展政策咨询，但是中国政策咨询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印度虽然非政府组织很是活跃，但其对五年规划制订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中国由于存在群众路线的传统，决策者主动深入各利益相关群体，使决策能够有效地集中参与者的智慧，制定出高质量、高回应性的政策。

中国决策民主之道是辩证法的民主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民主。中国的民主辩证法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只有通过高度的民主，具备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才能处理海量分散的、不充分的信息，才能面对参与者的多元利益。“集思广益型”决策通过“屈群策”机制来收集分散的信息，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合议决”机制来达成政治共识，通过“广纳言”机制来克服个人决策上的片面性与主观性。由于这种决策模式重视不同决策主体事前的充分协商，因此它可以有效地形成决策共识，避免表决时的掣肘与延宕，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重要公众政策之一，它的独特性、综合性、重大性、持久性都是其它公共政策难以比拟的。

“集思广益”决策模式是中国重要政策出台的通行模式。集思广益既是中国决策成功之道，也是中国决策民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