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匈奴攻破长安，国祚五十一年的西晋王朝由此化为尘埃。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是为晋元帝，历史上则称为东晋。

东晋是在公元316年正式立国，其实早在永嘉之难之时，司马越就已经在王导的帮助下开始在东晋建立政权。然而司马睿很聪明，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称帝不是明智之举，故而他只是被推举为盟主，而西晋名义上的皇帝司马邺则成为了群起攻之的对象。

直到公元316年匈奴攻破长安，司马睿收到了司马邺的诏书：即允许让司马睿继承皇位，然而与之相对的司马睿则必须中兴晋室收复失地。有这层关系，司马睿虽无心北伐，可是对于祖逖的北伐他也不加以阻止，因为他必须得对天下人有所交代。

在明确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之后，司马睿正式称帝，由此东晋在江南得以偏安，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司马睿建立东晋的那些事：

王氏家族扶持司马睿

在司马睿刚到江南之时，其实他本身并不占据任何优势，当时八王之乱已近尾声，西晋皇族损失巨大，而司马越则为了平复各方势力，则派遣了幸存的西晋宗室王爷前往大江南北或镇压叛乱或镇守地方，而司马睿就趁着这个机会得以过江来到了江南。

当时除司马睿之外，还有另外四位王爷也分别过了江，他们分别是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在当时江南有一句谚语叫做：“五马渡江去，一马变为龙”，其意即这五位王爷之中有一人将会成为未来的九五至尊。

这五位王爷都并非司马炎嫡系子孙，按常理来说他们任何一位都无法继承王位。然而当时晋武帝的嫡系子孙大多都已经死于战乱之中，而想要维持晋朝江山，只能从这五位旁支血脉的司马氏子孙之中挑出一位来继承王位。

本身五人并无血脉上的优势，外加上都是皇族旁支，本身也没有多大的权利，故而真正比较起来，其实五人之间的差距不大。

然而司马睿最终能够胜出，靠着的则就是王导背后的琅琊王氏：早在洛阳之时司马睿与王导就有深交。当时王导早已看出晋室江山的颠覆已经不可挽回，而王导则为了家族以及晋室江山考虑，则劝谏司马睿尽快回到其封国，以免危及自身。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导的决策是非常明智的，也正是靠着这一层关系，司马睿很多事情都需要依靠王导。司马睿出镇下邳，不久迁安东将军，请王导担任安东将军司马，军事谋划，都听从其安排。这一系列事情奠定了王导的特殊地位。

而在军事方面，司马睿又有王氏家族的王敦得以支撑。在早些年，王敦的族兄王衍便利用其职务之便利，将王氏一族的子弟安排在晋朝的大江南北，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西晋危亡之时为家族找一安身立命的地方。王衍的这一举措让其饱受争议，可是他这“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举动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帮助，而王敦就因为其族兄的安排被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

靠着王导的谋划以及王敦军事上的支持，司马睿有了称雄的资本，因而得以在江东站稳脚跟。“王导主内，王敦主外”的局面让王氏家族的势力与日俱增，而由此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政治。

王导助司马睿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

永嘉之乱后，大批的士族南下，然而后世的我们会发现那些南下的士族大多是根基不稳的，而诸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早在汉朝就已经根深蒂固的门阀则是坚持留在北方。而从北方逃难逃到江东的士族我们后世称之为侨姓士族，琅琊王氏就属于此类。

琅琊王氏的根基本身并不在江东，故他们的到来无疑是打压了江东士族的生存空间，王导本身也知道这一点，故为了家族上的考量他就必须尽快帮助司马睿站稳脚跟，而想要帮助司马睿站稳脚跟则又要依靠江东大族的支持。

当时江南士族顾荣、贺循两人为士族领袖，而想要站稳脚跟，司马睿则必须得跟他们打好关系，而司马睿本人则专门派遣王导前去邀请二人，二人应约也由此吴地的百姓得以归附。

《晋书.王导传》还有一则轶事典故：相传司马睿刚到建康之时，其人心不附，而王导等人则为了帮助司马睿迅速获取声望则为其创造声势。正巧某天司马睿外出公干，而王导则特地为其安排了威严的仪仗，并不顾名士身份为其“造势”，和王敦两人 骑马在旁边侍从，而江南名士见到此等现象后十分诧异，一个接一个的随着司马睿行拜礼。

史书之中的典籍往往只是只言片语就简单的描述完了一件事，然而这简单的话语本后究竟有多少的艰难险阻我们也不知道；王导究竟是以何方法让顾荣、贺循二人支持司马睿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笔者认为历史绝非这么简单，因史书未详细叙述，笔者不好妄自揣测。

然而司马睿能够获得江南士族的支持，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王导在其背后为其做了大量的工作才能促使既无资格也无特别出彩的司马睿登上了皇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在其登基之后，王导屡次劝谏司马睿重用以顾荣为首的江南豪族。

王导帮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氏门阀也因而水涨船高，成为了后来的东晋四大门阀之一。然而琅琊王氏的崛起无疑是打压了江南本土士族的发展，这又牵扯出了一个新的矛盾：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这样子的矛盾影响了之后的东晋政局。

司马睿的尴尬地位

在王氏兄弟的辅佐下外加上江南士族的支持下，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在公元317年登基为帝，至此东晋的建立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这张光鲜亮丽的皇位背后则是数不尽的哀愁：司马睿看似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然而其只是名义上的，当时朝廷的决策权利都掌握在王导等侨姓士族的手中；而江南士族虽没有参与中枢之权利，却在当地经营多年，故而要想站稳脚跟司马睿也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晋室皇族一方面要紧紧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才能维持偏安统治；另一方面，东晋皇帝又以“共主”身份，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成为世族高门利益的“平衡器”。

司马睿不是不想解决这种局面，为了制衡门阀的力量他也曾经试图用两股力量去进一步强化权利：一股是刁协、刘隗为首的寒门子弟；一股是随司马睿南渡健康的司马氏王爷。

然而刁协、刘隗两人所制定的一系列决策都伤害到了门阀的利益，故而遭到了世家的反弹，最终引发了“王敦之乱”；而随司马睿南渡的王爷本就是属于皇室旁支，在当时无多大权利，又何以去对抗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呢？

故而这样子的政治模式从东晋建立之时就从未得到过改善，就算后来孝武帝重新将权利从世家手中夺回，然而却也并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反而让司马道子开始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