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产业结构总体改善，产业现代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产业发展水平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一定差距，劳动生产率偏低、产能利用率不高、资源生态约束严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演进情况，剖析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通过考察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演进的对比分析

（一）从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任何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都会采取一定策略调整产业结构。为更好地衡量不同国家的调整效果，就需要使用合适的指标来进行分析。就全球范围而言，大部分国家将第二产业作为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本文采用栾晏所提出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DCIS作为评价指标，即一二三产业所创造的产出在全国的占比。如果DCIS出现在1至3之间，说明该国二产占比要高于一三产业，此时该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此外，DCIS应该处于一种“U”型的变化趋势中。“U”型曲线的左边最高处代表该国正处于农业经济时期，而最低处代表该国处在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右边的最高处说明该国进入了工业发展的后期。

从图1可以看出，从19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我国的DCIS始终处于U型演变过程的左边部分，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U”，说明目前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产占主导地位（早期）—二产不断上升超过一产（中期）—三产超过二产（2013年开始）这一演变历程。虽然出现了积极变化，但我国产业结构仍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U型曲线，始终处于U型曲线左边的区间，整体依然处在工业化中期的阶段。与我国不同，美德日韩等经济体均已进入曲线的右边区间，其产业结构演变轨迹从重视一产和二产的发展模式，到三产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了70%，说明这几个发达经济体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比分析

一般而言，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与该国非农业部门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息息相关。本文采用关雪凌的做法，选取三产和二产之间的比例（GN值）衡量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一个国家的GN值越大，说明其产业结构越高级，反之越低。

从图2中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升，GN值从1960年的0.39提升至2018年的1.28，然而，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依旧不理想。

总体来说，五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刚摆脱“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正式迈入“三二一”的发展模式。然而，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规模和劳动力之间还有较大的偏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产业结构在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方面都还相对落后，需要进一步调整及优化。

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制造业大而不强，有效供给不足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产值规模大，但主要的产业结构水平位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的问题亟待解决。从产业特点上看，一是制造业产业增加值不高，以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依靠低价的生产要素吸引世界制造业低端产业链，制造业的经济效率不高。二是核心技术能力缺乏，导致成本受制于人，居高不下。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我国高端及通用芯片以及高端发动机、数控机床、液压件等设备严重依赖进口，导致企业相关成本高企，但又缺乏替代技术，削弱了成本优势。三是对科技研发的费用投入偏低。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研发费用还不到主营收入的1%，大大低于发达经济体的2.5%，导致产业升级换代乏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重要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大，产业升级成本逐步上升

我国能源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大，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伴随着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对煤、石油、天然气资源的需求不断攀升，能源供给压力日益增大，且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此外，较低价格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导致企业生产要素成本、投资成本不断攀升。

（三）部分传统行业发展受国内市场空间约束

首先，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纺织、重化工等传统行业已接近饱和，未来国内市场空间十分有限；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化解过剩产能，我国将大幅压缩钢铁、煤炭、电解铝、玻璃等行业的国内市场空间；再次，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水泥等行业的消费峰值临近，去产能情况不容乐观。

（四）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一是缺少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和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研发机构并未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开发项目在总量上少以及研究人员不足，严重减缓了企业的发展速度；二是科技创新资金不足。不少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按照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5%、规模以上企业3%、一般企业1%以上的要求，提取和使用科技研发资金，从而不能适应目前科技创新工作的需要。银行信贷机构对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足，也影响了企业的自主创新；三是缺乏科技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工人。自主创新属于慢变量，尽管可以通过引进人才来解决一时之急，但无法确保创新的持续性和高质量。

三、主要发达经济体调整产业结构的做法

供给和需求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是各国合理选择产业结构模式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主要经济体大都遵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一致性原则，从促进总量增长转向优化产业结构，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一）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灵活运用政策工具

1. 加强对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及生产扶持

在产业起步阶段，面临来自国外成熟厂商的竞争，发达国家通常采用关税保护措施以减少国外竞争者冲击，以保护本国产业。此外，为在有限期内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发达国家还采用国内生产扶植政策。一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包括财政补贴、基础设施投资和特别税收制度等；二是加大金融倾斜力度，降低相关产业利率；三是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四是采取强制性的管制措施，对受保护企业的规模、技术进步水平、市场对国外竞争开放程度等做出规定。

2. 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为扶持主导产业发展，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是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政府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扶植力度，强化对主导产业的扶持，从而避免由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制约而使主导产业得不到快速发展；二是综合运用财政金融和贸易保护政策。通常政府会在国际贸易协定许可范围内对某些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技术先进、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进行财政金融扶持和贸易保护；三是促进主导产业发展。各国政府在实施主导产业扶植政策时，通常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加强产业界的科技队伍建设。

3. 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

一是利用市场秩序管制保护衰退产业。如设立高关税、进口配额等措施保护本国纺织和农产品。二是消除资本流动障碍，减轻资本转移矛盾。针对某些无法通过产业升级和区位进行调整的衰退产业，各国政府主要加速设备折旧和压产转产两种方式，促使企业停产、减产，将资本从衰退产业中转移出去；三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劳动力转移及再就业问题。

（二）运用知识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如美国在整个研发过程的投入中，仅仅是基础研究就占了经费预算的七成。二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如德国完全自主型技术改造、韩国“移植式”改造、美国“嫁接式”改造以及日本合作互利型改造等；三是重视培养人才。世界多数国家基本采用“学校学习和产业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人才，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来培育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型人才，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参与国际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置于更为广阔的市场中，使各国通过国际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全球产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早已突破国界限制，通常以国际贸易的各种手段、政策、战略等形成完整的世界产业体系。近几十年来，工业后发国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集中选择和做大做强在本地区、全世界产业链中的优势产业。

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扮演好“促成者”角色，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一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促进新旧产能衔接转换，提升产业体系的整体供给质量；二是要在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发展上有前瞻性。从战略上重视实现某些核心技术及关键环节的产业开发，对于一些瓶颈环节，依靠政府进行组织和安排，在全国选择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地区和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政策倾斜，引导生产要素集聚，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的快速突破；三是要解决我国产业发展的公共性技术研究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无人区”负效应。支持企业建立自身的内部研发投入体系，建立公立应用性研发体系，明确定位于获取以产品研发为导向的新科学知识的基础性研究，联合企业和政府一起解决研发高投入的问题；四是鼓励、推动优势企业间的合并与联合，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置于产业政策的核心；五是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设备研发、投资实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实施以低利率资金分配为中心的金融政策。

（二）破除制度壁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是继续深化减税降费，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进煤、电、气等能源价格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从市场监管、政策引导、法律监督等进行改革，优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以服务企业为先导，以推动产业升级为己任，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三是加快完善民营经济准入机制，打破垄断性行业，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国家法律许可的国有经济领域，推进国企混改和多元化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力量，发挥民营企业促进就业、激活市场要素、创新驱动的巨大作用。

（三）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发挥金融体系对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

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有针对性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发挥好财政资金和政策性资金的引导性作用，对战略新兴产业和基础性研发产业加大支持力度，银行等金融企业应为研发周期长、风险大，不适合投入的研发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二是做强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实业的能力，使各类企业能更便捷地获得融资；三是进一步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等对创新性企业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市场，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发挥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四）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政策，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

一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全方位审视我国的制造业政策，立足于基础研发、自主创新，提高科技水平，明确升级的目标和方向。二是加快研发、技术、设计、品牌、营销等中高价值链环节的积累，以品牌战略推动制造业升级，培育向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制定融资、财政、税收、人才、研发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激励措施，鼓励行业和企业资源向品牌集聚，支持优势品牌、特色品牌发展，成功形成一批国际化的知名品牌。三是高新技术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速高铁、航天、大飞机、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向外发展，抢占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对纺织、冶金、化工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加强外部合作，打造差异化的贸易产品体系，巩固扩大比较优势。

（五）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全面提高创新人才资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充分发挥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和保障，营造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良好氛围。政府应给予科技创新相应的财政支持，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科学配置资源，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二是支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营机构，对科技园、创业园孵化器加大扶持力度，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科研成果直接对接生产经营和市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三是建立学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校企合作，联合开展职业教育。以产业升级为导向，政府负责制定职业考核标准，评判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学校与企业合作对接，促成学生进入企业开展实习和实操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学用结合的能力。